【在场】李云：电光火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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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在场】李云：电光火石

原创 2017-07-01 李云在场主义散文

电光火石

文/李云

到了一定年龄，虽说还在拼命往前赶，却也常常喜欢回头看。走着，走着，过去的人和事，忽然会不经意间在脑海中浮现出来，纠缠着你，赶都赶不跑。

一直试图想弄明白这个问题：我是从哪里来的？最终会往哪里去？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？像个哲学家似的。

答案显然很模糊，属于人类智者的终极拷问。我乃庸俗之人，不想在这些严肃的哲学问题上耗神费力。需要记住的，只是我曾经走过的路，路上曾经遇到过的风景。

但也存在一些难题，因为年代久远，有些事情早就忘得一干二净。有些事情则因为各种原因，变得面目全非。要想真实地还原出曾经在我身上发生过的事情，却也不易。就像站在远处，望着隐隐绰绰的舞台，各种人物，依次粉墨登场，喧嚣热闹，虽能看个大概，却是不明所以。

尽管已经多次提过，回忆还得从我出生的村庄开始。这次镜头对准的是我出生的老屋，一座砖木结构的房子，前面一块面积很大的菜园地，常年生长着各种瓜果蔬菜，黄瓜、南瓜、青菜、白菜、萝卜，辣椒、茄子等，通通都是母亲的杰作。房子后面是一片竹林，各种鸟儿在竹枝间跳来跳去，声音婉转动听。房子左右两边各有一条小河沟，水流不大，但很清澈。晚上睡觉时能听到叮叮咚咚的水流声，像弹琴一样，悦耳动听。

在我来到这个世界之前，爷爷和奶奶为了让父亲早点娶到媳妇，累死累活，拼命从山上拖回来好些木料，整整用了一年多时间，终于建成了我的新家。爷爷奶奶先前寄居在别人家里，受够了寄人篱下的罪，说什么也要弄个属于自己的窝。

爷爷说：“咱穷人家，好不容易盖了个新房子，栽一棵桃树吧。”

爷爷就在院子前面植下一棵桃树。令人惊喜的是，这棵桃树沾了地气，一个劲儿地疯长，嗖嗖嗖，没几年工夫，就窜到比房檐还高的位置，长得枝繁叶茂，遮盖了大半个天空。到我六岁的时候，就可以吃到又甜又脆的桃子了，我确信那是我一生吃过的最好的桃子，有股幽幽的香味。我还特别喜欢桃树开花的春天，烘笼照壁，灿若云霞。

准确地说，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时间是1968年冬天的某个夜晚。

母亲说，生我那天晚上，村庄下了一场很大的雪，飘飘洒洒，漫天遍野。当我睁开双眼，首先看到的便是一个莹白透亮的世界，这是我对世界的最初印象。我当然不知道，世界还有别的颜色，比如红的、黄的、绿的、黑的、灰的。

人们都说冬天里出生的孩子，喜欢动手动脚，我却很安静。大约与我出生的背景有关。

六岁之前，我的童年是快乐的，有爷爷奶奶溺爱。尽管母亲反对这种毫无原则的爱，却一点儿也不妨碍我从两个老人那里得到诸多的实惠。比如他们会把好吃的东西为我偷偷留着，有别的孩子欺负我时，会为我撑腰。爷爷奶奶的护短行为引起了大人之间的矛盾，但他们从不指责我。

可以想象，在爷爷奶奶心中我的分量有多重，比三个妹妹加起来都重。母亲非常不满，说他们重男轻女的思想太严重了。事实上，母亲一直在阻止爷爷奶奶对我的宠爱，希望分一点到妹妹们身上。可两个老人如此固执，他们认为女孩子迟早都是别人家的，用不着巴心巴肝地疼爱。

在我们村庄，男孩子的待遇普遍都比女孩子好，这是不争的事实，直到现在也没有多大改变。很不公平，可是我却心安理得地享受着。长大后我才意识到，应该感到羞愧。好比长在同一个地方的植物，因为某棵树过多地占用了雨露阳光，导致其他植物变得矮小。我就是那棵贪婪的树。

我爷爷奶奶对我的宠爱，我后来从姑姑的嘴里也得到印证。姑姑说，小时候，你简直就是两个老人的心肝宝贝，不允许别人动你一根汗毛。

姑姑的夸张语气，带着明显的不满。

长到六七岁的时候，我开始上小学了。上学的地方叫东岳庙，村里一座年代久远的古庙，里面有很多粗大的柱子。村长带人搬去了庙中的泥塑菩萨，就成了我们读书的地方。面积倒很宽敞，有六七个教室，还有一间大的屋子，是老师办公室。

村里为了孩子读书，费了很多心思，请木匠打了桌椅板凳，黑板也是木制的，刨平，刷上黑漆，便可写字。高峰的时候，有100多个孩子在里面念书。书声与古庙后面竹林深处的鸟鸣声相互应和，试比高低。

启蒙老师姓朱，一个长相甜美的姑娘，梳着一根又黑又粗的大辫子，和我在电影中看到的李铁梅形象差不多。父亲说，朱老师是城里人，下放到我们村里当知青。我不明白“知青”这个词的含义，我看到还有很多像朱老师一样的年轻人，住在我们村里，白天随村里人一起劳动，晚上住公房，我们村特意为他们修的一排木头房子。父亲说，这叫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”，是毛主席派他们来的。

我对这群知青的感觉是害怕，他们大都身材高大，说着与我们完全不同的方言，听不大懂。喜欢喝酒打架。我唯一喜欢的是朱老师，她教我们唱歌跳舞，还教我们背诵唐诗。六一儿童节那天，她把我们打扮成女孩子，在台上唱歌跳舞。那是一个云淡风轻的日子，感觉如此美好。七八岁的我，站在台上，望着台下黑压压的观众，我有些害羞胆怯，与平日调皮捣蛋的形象大相径庭。我们唱了《闪闪的红星》、《映山红》等歌曲，旋律至今犹在耳边回响。

回到家里，父亲对我在台上的表演作了点评：“不够大胆”，父亲认为某某某（村里另一个淘气男孩）的风头完全盖过了我。父亲从这件小事上悲观地预见到我的未来，认定我不会有多大出息，只是能混口饭吃而已。应当承认，父亲看人的眼光不错，他一眼就看穿了我的未来。尽管他从小就对我寄予了无限高的期望，却也无法改变我一生平庸的事实。这是后话。

成长的日子里，有一个你喜欢的启蒙老师，对谁来说都很重要。尤其是乡下的孩子，他们渴望了解更多的东西，渴望接受更加正规的教育。我不知道如何去叙述朱老师的消失，那个美丽的女知青，全村孩子都非常喜欢的朱老师，一夜之间，突然不见了。这当然是一起很严重的事件。

我们在村里到处寻找老师的踪影，老师睡觉的房间，走过的村道，采摘过野果的山坡，通通找不见。

村长说，孩子们，不用找了，你们的老师偷偷跑了。

我问父亲，朱老师为什么要跑？父亲说，大概是吃不了苦，想家了。

我听后，心里充满一丝惆怅。

那个冬天，我们因为失去了一位好老师，很不开心。大人们也许无法理解，这对孩子会造成怎样的伤害。他们永远不会知道，也永远不会理睬。

还发生了一件令人悲伤的事。在一个寒风凛冽的下午——好像要下雪的样子，每年这个季节，村庄都被一片冬天的迷雾包裹着，包裹得严严实实——我从一个长长的睡梦中醒来，我不知道那天是怎么回事，感觉眼皮沉重，想瞌睡，从午后便歪倒在一把椅子上睡着了。一直睡到天黑。等我醒来，家里一个人也没有。正要开口大喊，奶奶从外面回来了。衣服被雨水打湿，脚上全是稀泥。奶奶满脸忧伤地说，你大舅死了。

我第一次看见死人。大舅被装进一口黑漆漆的棺材中，停灵在他家外面的空地上。他是在公社办的小煤窑下井时，被头上掉下的一块巨石砸死的。人们抬他回来的时候，满身都是血迹，身上没有一处完好的地方。我看见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怎么也阖不拢。

母亲和姨妈她们伏在大舅棺材上，哭得死去活来，场面令人悲戚。

此后若干年，我目睹了很多正常或非正常死亡，无一例外的是，我对死者充满敬意，并对死亡怀着深深的恐惧。我不知道，当我面对它的时候，会是怎样的表现。有人对我说，死亡是生命的最崇高仪式。我还在慢慢领会。

那个忧郁的冬天，一些不好的感觉开始涌进我的心里，我开始学会用另外的眼光看待世界。我的童年提前结束了。

有那么多东西需要回忆：出生、童年、家人、村庄、时代的影子……真是一团乱麻，不知 32 47293 32 15534 0 0 2197 0 0:00:21 0:00:07 0:00:14 3123从何说起。

前面提到，我的童年提前结束了，这是因为我开始意识到父亲病了，而且病得很重。其实早在我出生的时候，父亲就病了，得的是肺病，一开始不严重，后来东拖西拖，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，整天都在咳嗽。不光不能下地干活，还需要有人专门伺候。

毫无疑问，父亲的病成了家中最大的阴影，折磨着所有人的神经。爷爷、奶奶、母亲变着法子，寻找各种药方，试图治好父亲日益变坏的肺部。从现代医学观点看，父亲的是肺癌。此后几年的时间里，癌细胞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啃噬着父亲的身体，直到三十六岁，把他提前送到另一个世界。

父亲是我一生最大的痛，无法用语言形容。

无数次幻想，假如父亲能陪我一起长大成才，活到我参加工作，结婚生子，不知是怎样的光景？失去他的庇护，我当然很难过，更为遗憾的是，我与他本该有一段长长的路要走。像别的父子一样，也许三十年、四十年，也许更长。可惜的是，父亲的生命永远定格在36这个数字上。

父亲走的时候，我十三岁。三个妹妹分别是十岁、九岁、七岁。毫无疑问，这个不亚于遭遇一场飓风袭击的家庭，一片狼藉，留给母亲独自去支撑。母亲的肩旁太柔弱，后来的岁月证明足够坚强。是她一个人把我们几兄妹辛辛苦苦抚养成人，在她最美好的年华，她一直没有考虑过再嫁，静静地枯守着寂寂的时光。没有人在乎，也没有人关心过她的内心感受。她把所有的精力和注意力都集中在一点上，那就是如何把我们抚养成人，实现对父亲的承诺。她认为她有义务和责任。其实，她还可以有另外的选择。

1982年那个秋天（父亲离开人世的年份），成为母亲悲惨命运的起点。

母亲是伟大的，她的隐忍、吃苦耐劳和坚强，在别的女人身上，我很少看见。

父亲走的第二年，也就是1983年夏天，我考上了峨眉师范学校。对这个贫困的家庭来说，是值得高兴的。母亲用不着继续供我读书了，书学费都是国家包了的。无疑减轻了母亲不少压力。更为实惠的是，师范毕业后国家包分配，不担心找不到工作。

照理说，我应该感到高兴，可无论如何我高兴不起来。因为我有更大的“野心”，我想上大学。这也是父亲生前对我的期望。我纠结着要不要去读这个师范？

后来有人替我算了一笔账，如果坚持上高中，肯定要花一大笔钱，三年后还不一定能考上大学。哪有读师范好，不花钱不说，还可以早点参加工作，减轻家庭负担。

权衡再三，我终于决定上师范。

我当初这个想法非常自私，完全没有考虑我的家庭情况。母亲倒是对我说，如果你非要去读高中考大学，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。

如果上个大学需要砸锅卖铁的话，这个学我宁可不上。

每次当我回忆起1983年那个夏天，我就看到一个身材单薄的男孩子，怀揣着对外面世界的向往，想要飞出大山，他的眼神热烈而胆怯，既兴奋又凄惶。一张薄薄的通知书帮助他实现了梦想，他不知道今后会面临怎样的人生。

是的，就是这样。期待和兴奋，让我整夜睡不着觉。

1983年那个夏天，让我想想，还有什么遗忘的细节没有？哦。有的。村庄死了三个年轻人。他们用自制的炸药雷管上山去炸野猪，结果不小心把自己炸死了。人们找到他们时，脑袋与身体分了家，白花花的脑浆撒满一地。看了那个惨状的人，好几天都不想吃东西，晚上还会做噩梦。

这起飞来横祸，让村庄有着六月飞雪的凛冽，尽管外面炎炎烈日，蓝天白云，人们还是感觉到冬天似的寒冷。

三个失去孩子的母亲，哭得惊天动地，让人垂怜。这个事情持续了好长时间才渐渐被人淡忘，也多少影响了我即将去上学的心情。我和他们是一起长大的伙伴，其中一个准备去当兵，还有一个准备去读驾校。他们的身体都很结实。年纪轻轻的就这样死了，实在让人惋惜。

由于事情发生得太突然，很多人都来不及思考背后的含义，他们完全被愁苦和悲伤给笼罩住了。事实上，面对贫穷、野蛮和落后，很多人都感到无话可说。只有自我安慰似地接受现实，除此之外，还有更好的办法吗？

你能说什么呢？责备他们不该去吗？说他们不懂科学吗？或者指责他们调皮贪玩吗？一切都无济于事，不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。

葬礼简单而肃穆，整个村庄的人都去了，包括老人和小孩。他们被装进薄薄的棺材中，抬去埋在村庄后面的青冈树林里，那里埋着一大群孤魂野鬼，有暴病而亡的，有饿死的、溺水死的、摔死的，大大小小的坟堆，不下上百座。他们在另一个世界见证着村庄的兴衰，人世间的悲喜，与他们再也没有关系。

到了九月一日，笼罩在村庄上空的愁云惨雾还没有完全消散，我一个人踏上了外出求学的孤独旅程，母亲免不了对我反复叮嘱一番。我像个十足的乡巴佬，羞怯地走进陌生的城市。我的胆小、羞涩、内心的自我封闭，贯穿了整个师范生涯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记忆依然模糊而残缺。

我们班一共有48名同学，来自不同的区县：峨眉、夹江、洪雅、青神、彭山、峨边、金口河等。我的学号是26号（奇怪的是，几十年后我还一直记得这个数字）。和我关系较好的同学是何勇。年龄和我差不多，但长得比我胖。他出生于教师世家，两个哥哥在外省上大学。他的家庭背景曾经一度让我嫉妒。

另一个和我要好的同学姓冯，与文化名人冯雪峰一字之差。他读书很轻松，思维活跃，后来的出息比谁都大。情商、智商比我高出一大截。

现在想想，多么后悔。我不应该一门心思死读书，每天食堂、教室、寝室三点一线来回转。我应该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学习音乐、美术、书法，同时多走出校园看看，接触更多的人，而不是紧紧盯着考试的分数。

我还应该像我身边的其他同学一样，抽烟、喝酒、谈论女人。

我的头脑被很多无形的东西禁锢住了，一点儿都不开窍。

我当时最佩服的同学姓吴，长得酷酷的，举手投足都很潇洒，是我们学校的演讲高手，经常在各类比赛中获奖。有一年暑假，他带着本托尔斯泰的《复活》，几件简单的衣物，到深山老林中独自生活了一个月时间。出来后，胡子拉茬，像个野人。他这种超常规的举动在同学中传为美谈，对他既羡慕又崇拜。

那是一个开始追求个性解放的年代。但我们对“个性”一词的理解都很肤浅，以为蓄长发、穿喇叭裤即是。我的第一条牛仔裤是在读师范时买的。大多数同学酷爱这样的打扮：上身穿一件绿色的军装，下身穿一条牛仔裤，脚上一双尖头皮鞋，走起路来铿锵直响。港台的流行音乐开始传入我们耳中，邓丽君、张明敏等歌星，对我们来说，仿佛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人。但他们的歌声真的很好听，让年轻的心开始躁动不安。

除此之外，我对高年级的几个师兄印象深刻。他们要么样子很酷，要么言行举止与众不同，一副桀骜不驯的模样。学校发生的很多轰动事件都与他们有关，比如与外校学生打架，公然对抗某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。他们很容易给人这样一种印象，充满个人英雄主义，身上有着发泄不完的精力。

我闻到了那个年代的气息，纯净、透明，太阳照着破烂的房子，给人的感觉也是簇新的。人们谈论着理想和文学，对琼瑶式的爱情心生向往。

师范第一学期，我读了杨沫的长篇小说《青春之歌》，林道静这样的女生让人浮想联翩。铁凝在这一年发表了短篇小说《哦，香雪》，放寒假的时候，外面是漫天的飞雪，我躲在家中的火炉旁，一口气读完。写得真好！我后来又读了很多小说，中国的，外国的。在班上，我的同学都把我看成是一个文学爱好者。有个女生还对我说，希望我将来成为作家，读到我的作品。

我羞涩地一笑，对她说，我成不了作家，只是爱好而已。

但说内心话，我的确产生过想要当个作家的念头。虽然明明知道，我将来的身份可能是教师。

关于中师生（也许只有中国才有这个词语），我后来看过很多资料，它是特殊年代的产物，是“快出人才、多出人才、出好人才”政策的直接衍生物。如果你去采访曾经的中师生，他们会不无唏嘘地告诉你：我们也是曾经的学霸……的确，如果没有全县前50名的成绩，绝对考不上中师。他们大多数人后来成为了中国基础教育的顶梁柱，教出的学生一个个飞黄腾达。可他们依然留在原地，年过半百，还承担着最为繁重的教学任务。

他们中只有少数人可以凭着“关系” 跳槽转行，大多数人只能呆在原地，像摆渡人一样，迎接着每一个春夏秋冬，送走一批又一批学生。

从上师范那天开始，他们的人生轨迹就已经被预先安排好了，无法更改。

如果当初，他们选择上高中，考大学，生命也许会是另外一番光景。毕竟他们的学识智慧，都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。

我认识一个师范生。85年毕业，被分配到一个偏僻的乡村任教，那地方比他出生的村庄还要偏僻，到镇上赶一趟集，来回要走四个小时山路。辛辛苦苦读了几年书，谁都想跳出农门，走向外面的世界。他自然很不甘心。他不想在这个地方教书，每天面对一群麻木的村民。他想参加高考，重新考出去。可按照当时的政策，在职教师没有资格报名参加高考，需工作满五年后才能报考师范类的高等院校。

没办法，只好等待。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，他一天都没有放弃过自己的追求（如果可以算作追求的话），一边教书，一边为高考作准备。他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，赶紧离开那个穷山沟，他一天都不想再继续呆下去。他让我联想起路遥小说《人生》中的高加林，或者是司汤达《红与黑》中的于连•索黑尔。区别仅仅在于，他是现实版的高加林，现实版的于连•索黑尔，也许比他们还要焦虑和挣扎。

也不知怎么蒙混过关的，有一年他竟然报上了名，参加了高考，结果被一所师范大学录取。可惜的是，他盼望已久的录取通知书被县教育局给扣住了，理由是他还没有工作满五年，不能出去读书。

他差点给教育局长跪下，哀求放他一马，可规定就是规定，说什么都不行。局长的语气冷淡而生硬，不容置疑。后来的结局是，他没有上成大学。他差点跳崖自杀，经家人苦苦相劝也才作罢。

他渐渐明白，不管怎样挣扎，都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。再后来，他在本地娶了一个农村姑娘，过着最典型的乡村教师生活。上午教书，下午放学帮助妻子干农活，身上的棱角很快被生活磨平。

他喜欢穿西服，打领带，喜欢唐诗宋词，喜欢金庸的武侠小说。他的迂腐和书生气与身处的环境格格不入，常常遭村民嘲笑，他一度显得很郁闷。

四十五岁那年，他得直肠癌去世了。他的儿子还在上小学。

他走的时候，北京正在举办2008年奥运会，举国欢庆。他说他很想去现场看看。

我曾经为他写过篇小文：《青春并不都如花》，后来发表在《四川文学》上，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他的故事，让更多的人去关注中师生的命运。

其实一点儿意义都没有。

我的境遇和他差不多。师范毕业后，我回来了初中母校任教，像蜜蜂一样，在外面转了一圈，又飞回原地。当初在师范读书的时候，尽管已经意识到了这样的结果，可我还是不太情愿接受。

人会在电光火石间闪现出很多往事来，一幕接一幕，不断涌现。尽管不甘心、不情愿，我还是在那所学校中呆了下来。就年龄而言，那是我的黄金岁月。我真是年轻啊，只有十八岁，满脑子的幻想，浑身充满激情。

和我一同分来的，还有三名老师，都是我的中师同学。我们一下成为这所乡中一道年轻的风景，相比那些老气横秋的老师，我们似乎更受欢迎。在此之前，学校已经很久没有来过新老师，补充过新的血液了。因为我们，这所学校老年教师和年轻教师的比例变成为16:7。我是7个中最年轻的。

每当回忆至此，我都会稍作停留，不忍匆匆掠过。如果说生命中有个地方已经牢牢嵌入我的颅骨深处，那一定是它——吴河中学——我整整呆了十年的地方。

它容纳过我所有的青春和梦想，同时又无情地将它丢进风里。

一排排木质结构的小楼，楼下是教室，楼上是教师宿舍，其中有一间6平方米的小屋属于我。教学楼前面是没有硬化的操场，一个简陋的篮球场占据了一大半的位置。放学后，它是我们发泄年轻精力的最佳场所。教学楼后面是美丽的花溪河，水流量本来很大，却被上游修的两个水电站给截去了。只有夏天可以溢满河床，是理想的游泳之地。

站在学校操场上，前后左右一望，都是大山，隐藏着很多个大大小小的村落。我的学生大部分来自那些偏僻的地方，早晨走几个小时山路来上学，下午放学回家已是天黑。时间都耗在路上了，你无法责备他们不好好念书。遇上落雪下雨，那些孩子更受罪，常常一脚的稀泥。还有的孩子走在放学路上，肚子饿极了，就去地里寻找生的东西吃。艰苦的条件，让很多孩子对读书丧失兴趣。他们更为关注的是如何吃饱穿暖，如何帮助父母分担些家务。

几十年后，回过头来看，那地方环境很清幽，空气新鲜，植被丰富，适合修身养性。可在当时，我却感觉很窒息，像个井底之蛙，被四围大山紧紧包裹住了，看不见更远的风景。

我努力寻找恰当的词汇，试图描绘出我的整个教师生涯。老实说，我不是个好老师。我的时间和精力过多地被别的东西挤占了，受到很多来自外界的诱惑。我学会了抽烟、喝酒、打牌，并且沉迷其中。

心无旁骛，耐得住寂寞，这是一个好老师必备的前提条件。我不具备。我随波逐流，浑浑噩噩地活着，按部就班上课，表现得既不超前，也不落后。但在学生面前，我得极力装出我是个好老师的样子。我感觉内心很纠结，缺乏前进的动力。

我周围的同事也大都如此，为了生存而教书。我们崇高不起来。当你面对各种不公正，整天为柴米油盐发愁的时候，你无法崇高起来。

偶尔会有良心发现的时候，也想当一个好老师，也想对学生产生些有益的影响。但想想也就罢了。

我不想把自己的表现说得太糟糕，也不想往自己脸上贴金。我就是一个平庸的老师，我有时表现得有些清高，但私底下全是自卑。

到了1995年，我忽然意识到，我在吴河差不多已经教了十年书，送走了三届毕业生。我呆腻了，想换一个环境。向教育局递交了申请报告，言辞恳切动人，我其实不想低三下四求人，但没办法，因为我想调走，调到离家近点的高庙中学任教。教育局领导说，山区学校不能轻易动人，怕影响教师队伍的稳定。理由如此光明正大，你根本无法反驳。

凭什么我就该呆在那里，而别的老师却可以调动？我不死心，又连续写了三年申请，终于拿到了调令。我高兴死了，以为生活从此是另外一番光景，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

我的教训是，永远不要对生活产生过高的期望，期望越高，失望越大。无论在哪里，都需要认真过好每一天。

我为我的浮躁与幼稚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每个人在总结自己人生的时候，都会发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，但在年轻的时候是发现不了的。或者说即使发现了，也不愿意去改正。

换了一个新的环境，离家近了，可以天天和老婆孩子在一起。这当然是好事，可我却很少按时回家。放学后，我的时间都用来和同事喝酒打牌，半夜三更才回家睡觉。

我荒废了很多时间，先前在吴河教书的时候，我对文学还保持着一定的兴趣，每年至少读十部小说。到了高庙我却很少读书了。每天把课上完就是玩，也很少照顾家庭。特别是对女儿的成绩不管不问，放任自流，致使她后来没能考上好的学校。这是女儿的遗憾，也是我的伤痛。

是的，大把大把的时间被我白白浪费了，可悲的是，我并没有意识到有什么不好。我陷入到一个巨大的染缸中，心安理得地混天过日。

青春一天天消失，年龄一天天增长。我依然一事无成。

这个时候我三十八岁了，整整教了二十年书。我不光经济拮据，还差了一屁股的账，日子过得灰头土脸。奶奶是在这一年去世的。参加工作后，她几乎没有沾过我一丁点儿光。相反，还老是替我担心。担心我不务正业，丢了饭碗，担心我把家庭给毁了。我挺对不住她老人家的。

看过一个关于小镇的电影，具体名字忘了。故事大意是说小镇上的几个青年，因为空虚无聊，专干偷鸡摸狗，打架斗殴的事。有个叫小光的年轻人在这伙人中是个另类。他性格封闭，眼神忧郁，不屑与他们为伍。但他却又找不到正确的方向。他爱上了一个有夫之妇，后来被少妇老公发现，在一场惨烈的决斗中，他被少妇的老公一刀刺死。临终时他说：“我不是有意的，我只是太空虚、太无聊了……”

这个叫小光的年轻人身上有着我的影子，我也曾像他一样不太安分守己，却又无力改变命运，在岁月的河边踟蹰徘徊，空留余恨。

奶奶的去世对我打击很大，安葬她之后，我好像一下开了窍，渐渐学会独处，酒也少喝，牌也少打了。上完课后，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读小说打发时间。我的内心获得了少有的宁静。我尝试写些小的豆腐块，重拾荒废多年的文学梦。

有两个人对我产生了一定影响。一个是张生全，一个沈荣均。他俩都是我中师的校友，在离我30多公里的桃源教书。所不同的是，他们对文学的热爱之心，不曾因岁月的流逝而丝毫减弱。说句实在话，他俩身处的环境比我还艰苦，但他们一直在坚持，教书之余，坚持创作诗歌、散文、小说。2004年某个秋日，我随他们参加了一个文学聚会，蓦然发现，沈张二人在圈子里已经拥有相当高的知名度，我只有惭愧的份。那次聚会又重新点燃了我的文学野心。

2004——2008年，是我和文学走得最近的时候。我在一家文学网站注册了ID，每天往上面发帖子。认识了很多网友，通过与他们沟通交流，我感到很欣慰，同时也很受启发。这个世界上，还有很多像我一样在生活边缘苦苦挣扎的人，我把他们视为同类，并从他们身上吸取智慧和力量，作为前行的唯一依据。虽然我并不知道最终会走向何方，但我知道，必须继续往前走。无论是内心的召唤，还是命运的安排，都必须如此，别无选择。

该给我的教师生涯作一个简单的小结：22年，几乎占去生命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长度，最好的一段青春时光。先后在三所学校任教。教过很多学生，接触过各种各样的同事和家长。我留给他们的印象也许好，也许不好，但无论如何，我真诚地活过。我得到的教训是，永远不要抱怨命运不公，永远不要怨天尤人。大千世界，芸芸众生，各忙各的，没有谁会真正在乎你的感受。既然如此，尽量免开尊口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电光火石！我到这个城市已经生活和工作了八年。我不想说，我如何不适应城市生活，如何后悔离开小镇——虽然这是真实情况——那会给人一种很矫情的感觉，说我得了便宜又卖乖，毕竟能从教师行业转行到其他部门的是少数，我算是幸运的。

但是问题来了，我发现自己变得很虚伪，连同其他的坏脾气也来了：自私、冷漠、刻板、机械……我不想成为一个空心人、植物人、局外人。我想起今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鲍勃迪伦的歌《答案在风中飘荡》：

一个男人要走过多少路

才能够成为真正的男人

一只白鸽要飞过多少片大海

才能在沙丘安眠

……

人生不管有多少困惑，显然不容易找到真正的答案。佛家所说的“顿悟”，可遇不可求。弘一法师圆寂时写下“悲欣交集”，谁能真正明白其中的含义？爱恨情仇，江湖一梦，都不过是镜花水月。

我想，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，我会在电光火石间回忆起自己的一生，所有的快乐与忧伤，一幕幕闪现，也许我苦苦寻找的答案已经包含其中。

（责任编辑：刘珍制作：相相图据网络）

李云作品

李云 | 洪雅：古镇的时间